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有媒体报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乡村振兴法》目前已经启动了立法程序，到2020年之前有望正式发布。这部法律会有哪些重要内容？从法律的高度要保障什么、限制什么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开展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一号文件强调，“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已经倒排工期，可以说，乡村振兴法立法也是迫切任务。
莫纪宏：现在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应该通过什么办法解决呢？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贫、政府投入，这些工作需要有章有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要有法律，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尤其市县一级政府在振兴乡村中的具体责任。如何分配财政资金，如何投入公共服务，它涉及到的权利和义务问题，都需要加以明确。政府有政府的责任，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责任，各自明确之后，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其中破除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障碍是一大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目前许多涉农法律法规立、改、废滞后，有些禁止性规定也已显得不合时宜，有必要进行系统化梳理和规范。其中，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立法应当有所作为。
李国祥：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到改革，但不完全局限在改革。比如土地管理法，能不能跟上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两权分置”，但政策上已经允许“三权分置”，所以法律的修改相对于实际发展有一定的滞后期，通过乡村振兴法可以赋予“三权分置”等政策合法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突破过去的法律的约束。
乡村振兴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目标、要求、原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由政策上升到法律，又高了一个层次。李国祥认为，通过立法可以确保投入和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但更重要的是法律具有约束力，这才是乡村振兴立法的题中之义。把握法律这个突出的衡量标志，才能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增加一个手段、一份力量、一个依据。对此，莫纪宏十分赞同这个观点，他同时也认为，要让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明确化、制度化，规范农民的权利和义务同样重要。
莫纪宏：围绕任务要安排好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各自的职责。第二，也划定村民的权利义务，在乡村振兴中农民肯定是权利的拥有者，利益的获得者，同时也要尽义务，要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才能放在纸上明确化、制度化。
此外，据媒体报道，“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也正在研究制定中，目前初稿已经形成，今年有望出台。而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我国也将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对组织架构、成员身份、权责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