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时报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因为房价高涨而导致城市化进程受到抑制之际，却出现了一种谴责城市化本身的声音。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左翼人文学者。他们起初抨击的是城市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这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可是这种意见如今逐渐转变成了对城市本身的攻击，以及对于古老的农业和乡村生活的向往。不得要领的政府官员们，竟然把这种乡土文学家的情绪引入了政府的文件，误以为运用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就可以治理国家。这种观念客观上给限制城市土地供应和城市发展的错误政策提供了论据。
乡愁是难以忘却的。由于对城市的哀愁与日俱增，广大民众的乡愁正在日甚一日，乡愁已经因此而变成了一种疾病，所需要的是治疗和平复，而不是让它继续加重。“城市没有搞好”与“城市本身不好”是两个概念。城市的扁平化、分散化以及农村的城镇化与回归乡村和避免“大拆大建”是不同的。幸福不在于回归蛮荒，不在于对传统的、艰难的农村生活作夸张的、浪漫的、虚幻的想象，而在于科学地构建现代化的居住和生态系统。这是需要经济学者们来传播的另一种知识。
我国的城市建设得远远不够，城市本身在质量、数量和规模上距离城市化的应有目标都还差得很远。部分城市中目前有一些空房子，这不是房屋的过剩，而是一种暂时的假象，是由于错误政策导致房价畸高而造成的。老百姓买不起这样的房子不等于买不起正常价格下的房子。这是特殊政策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的市场现象。相应地，我国的农村所需要的正是结构上的大调整，大半个世纪积累下来的问题现在都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村镇的布局和面貌都需要发生大变化。大多数村庄都需要缩小、重构甚至消失，土地用途管制要取消或大大放松，要让留下来种地的农民自由地选择适当的地点去建设自己的居所与工作场地。农村的房屋大都缺乏卫生、取暖、抗震等方面的设计；在需要建立居民点的地方，要利用我们强大的工业与工程能力，按照与城市大体相同的水准，对居民点中的房屋予以大规模地改造或重建，使农村生活全面地实现城市化。应当允许市场力量在现有的城郊和农村地区自由选择地点、购买土地以便建立不分身份的、可供任何人居住的别墅区、度假区、生活区及相关设施。农村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植被，但这并不表明这些植被不经改造就可以用于配套人居环境；农村居住区的树木、绿地和公园都需要按照城市的标准来进行建设。从以上诸种意义上说，目前的农村与城市一样，都需要搞“大拆大建”。既不应维持现状，也不能“慢慢来”。只是，这种破旧立新应当由市场来主导，应当自由地、自愿地、竞争性地和低成本地进行，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甚至以强制的、不公平的、掠夺性的方式来展开。
城市化浪费土地的谎言不仅已经为土地调查的数据所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笔者设想不出哪怕一个理由可以支持这个命题。假如有什么例外的话，这个例外也只是发生在我国。正是我国现行的不许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造成了城市一面在扩大，而农村却不因此而缩小。不许农民出售房屋和宅基地，于是它只好空置在那里。任何物品，只要不许交易，就可能引发短缺和囤积。我们不囤积日常生活用品，不囤积桌椅板凳，不囤积电视机，不囤积粮食，就是因为这些物品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政府部门天天叫嚷着我国的土地即将告罄，而广大民众又不了解真相，于是自然就来囤积房屋和土地了。然而，即便在如此荒唐的制度之下，耕地面积还是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足见城市化节约土地的效应有多么显著！
许多天天看见城市在扩张的城里人，都不理解这个过程是怎样“悄悄地”发生的，因此有必要在此稍微讲述一下。在我国，村庄的数量接近100万个，而全国正式建制的城市数目却只有不到700个，外加约1600个县及其附属的镇，城市化的居民点大概在10000个左右。这就是说，村庄的数量大约成百倍地多于城镇的数量，两者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在人口迁移与农业耕作方式改良的背景下，每个村庄只要缩小一点点比例，腾出来的土地就足以应付城镇的扩张了。例如，每个村庄减少3条田间道路和1个打谷场（由于自动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采用），节约下来的土地供位于众多村庄中间的那个城镇使用，这个城镇就可以获得建设300条道路和100个打谷场的土地面积，它怎么能够用得完呢？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大家在直觉上并未感到村庄缩小多少，而用科学方法测量得出的耕地面积却已经发生了可观的增长。
上述效应是在未开展土地交易的情况下发生的。全国村庄面积目前高达数亿亩，假如开展了土地交易，粗略估计即可知道，短期内起码就有上亿亩宅基地可以节约出来，供城市使用。而按照国土部公布的用地速度，仅仅这笔土地就足够城市使用十几年。考虑到农村每家每户住一个院子、而在城市中只有极少数富人才能住得起这种院子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即使在已有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我国也是可以完成城市化的。不仅如此，我国还可以同时保证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提供别墅用地。未来的耕地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根本不存在“城市侵吞耕地”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需要明智而勇敢的政治决断。城乡土地市场要一齐放开，敞开供地，自由交易。这是根治几十年总病根并再造经济繁荣的关键举措。如果一定还要采取什么政策立场的话，那么，政策的立场甚至可以考虑转向以低房价来刺激城市化，吸引农民进城。政府部门不应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宣扬的“崩溃论”吓倒，切不可采取折衷的渐进式路线。行政部门控制下的所谓“试点”，只能贻误时机，并使接近政府的利益集团抢得先机，给他们提供辗转腾挪的空间。例如，房产税试点进行了这么多年，究竟对房屋存量收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得到什么答案了吗？土地改革也是一样，假如不放开真干，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占补平衡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地方官员试图强行驱赶农民上楼的后果，而在土改试点的名义下，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更可能被半强迫半哄骗地拿走，而城市里的房子农民却依然买不起，结果真正落得个“无家可归”。所以，城市土地敞开供应与土改同步进行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必不可少的配套。
至于地方债务问题，笔者重申一遍：这是多年错误政策累积的结果，宁可先采用发行特别国债之类的方式来救急，日后再慢慢消化，也绝不可以此为借口，拖延财税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大计；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因噎废食、得不偿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