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荆楚网讯
73岁的李松荣是湖北省孝感市三汊镇龙岗村农民。两年前，他将家里闲置的17亩地以入股的方式流转给龙岗合作社，“原来辛苦一年才挣5000多元，现在不干活就能拿8000多元”。
86岁的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八斗地村村民吕小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13年8月，她家的房子和土地被政府征收后，一直蜗居在不足18平米的临时拆迁安置屋中，夏热冬寒，潮湿多蚊。12月8日，本就生病的老伴终于忍受不住撒手而去。
李松荣和吕小英的迥异命运，或多或少折射出，在我国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对掌握自身财产权的不确定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些一脉相承的顶层设计，预示着2014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进入深层次领域，也成为省两会热议的话题。
省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贺东航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居民最大的红利来自于不动产的资产性收入，而农民要获得大规模收入比较困难。如果农民的土地资产被激活，“何愁内需不能扩大，中国经济可以再发展几十年”。
贺东航认为，激活农民土地资产分为两方面，对于农用承包地，可以通过经营权流转、抵押贷款等方式；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高征收地补偿标准，同时也可探索土地入股分红的长期收益方式。
全国人大代表、春晖集团董事长谭伦蔚此次列席了省两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耕地大量抛荒。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现代化经营是未来农业的必由之路。
截至目前，春晖集团累计流转土地12.3万亩，成为全省“粮王”。“春晖模式”的核心是股份制，入股农民有入股土地的保底租金、盈余按股分红、国家惠农补贴和在合作社的务工收入等四份收入。李松荣正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
目前农民资产性收入最大的损失，可能就是征地拆迁了。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表示，全部中国人中有16%的人被拆迁过。而目前对于农村、农民来说，征地范围过广，补偿标准偏低。
中国现行法律对于征地范围的表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一直被认为过于宽泛。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曾说，“城市建设、城市扩展里面，有80%——至少是80%——不是公共利益，包括住宅建设、商业购物、交通、旅游，这些设施都不是公共利益。”
民建湖北省委提交的《关于推进我省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建议》指出，根据各省公布的补偿标准，整个湖北省的征地补偿标准都比较低。同时，有些地方在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化滞后，农民的征地补偿难以到位，农民无处就业，造成失地又失业，进而失去生活保障。谭伦蔚以孝感为例，一亩不超过4万元，而工业用地一亩可以卖到50万元。“据统计，农民从土地征收获得的收益，不足其实际价值的30%。”谭伦蔚认为，其根源在于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近日，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汪民表示，近年来，因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引发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导致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
如何破解“中国式拆迁”的难题？贺东航认为，首先应当对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进行确权登记，使农民的土地资产透明化，“确权的过程就是政务公开的过程。”其次，应当优化农村乡村治理结构，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事，征地拆迁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委会代表通过。他建议，可以借鉴沿海部分省份的做法，将出让土地拿出10%作为集体成员的股份，这样，失地农民可以分享到长久的土地收益。
其实，国土部早就表示，要让明显属非公益性的用地退出征地范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除补偿农民被征收的集体土地外，还必须对农民的住房、社保、就业培训给予合理保障，确保被征地农民长期受益。同时，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加快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谭伦蔚认为，农用地流转的“春晖模式”，同样适用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即农民将土地以入股的方式流转经营权。不过他也提醒，以入股方式进行土地流转也要考虑可持续经营的问题，如果一旦经营失败，农民利益也无从保证。
在征地方面，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有较好的经验。近几年，红安大规模征收土地，累计70多万平方米，涉及补偿3900多户，做到了零上访。对于新型工业化项目，红安通过建设性用地征收补偿，而文化、新农村建设、旅游等项目则以流转方式，不改变土地承包权，流转经营权。
省人大代表、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总结经验时说，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在实践中总结了五最模式，即：选择最好的地段还建，做最好的服务性设计，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最优惠的补偿政策，做最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同时，红安的工业项目优先同失地农民进行对接，政府还提供培训，让农民有一技之长。如今，这些项目不但可以安置现有失地农民，还需要招聘。目前，红安在外打工人员和创业人员每年有五、六千人回流。
吕小英说，她的新年愿望就是能尽快搬进新家。而李松荣则表示，他现在和“春晖”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大伙盼望着‘春晖’越办越好，也跟着越来越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