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着三中全会公报的发布，一幕聚焦于夯实中国基础的大剧已然开篇。
提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人们很容易联想起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后的今天，是中国改革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而这个新起点，呼应于30年前那场始于农村的伟大改革事业，中央又一次选择了从农村改革发力。
“三农”问题始终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局。30年来，尽管我国农业、农村有了很大发展，但正如全会所指出的，农村改革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因此，历史的使命要求决策者，必须再次抓住农村改革这个关键环节，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同时，众所周知，当前全球经济环境风雨飘摇，外部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由华尔街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还在继续当中，没有让人感到有终结的迹象。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让中国享受到了好处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全球化另一面的冲击。空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也迫使中国需要进一步夯实自身的战略基础，而要打好这个基础，首要的任务，便是深化农村改革，部署农村改革发展大业。
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此后若干年的农村建设绘制出了一幅蓝图，提出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比现在翻番。中国农村的远景鼓舞人心。按照全会的部署，实现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将依赖于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依赖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依赖于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并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又在哪里？正如很多学者最近一再指出的，关键在于土地、户口和金融，特别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至为重要。这些关键领域发力改革，一则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二是通过在一定意义上实现耕地的集中和流转，帮助中国农业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进行集约经营。
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不能交易，不能形成资产，从而农民也就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小农经济模式。解决的办法，是须在稳定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使农民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农民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
同时，还必须消除妨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废除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做到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享受同等权利。只有这样，城乡收入差距方能得以缩小，农民收入提高了，扩大内需也才有保障。这也就需要政府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打破户籍藩篱，清除政策壁垒，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建立起城乡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
另外，农村金融的改革任务艰巨。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全方位给予农业支持和扶持，需要税收、补贴和各种配套政策，因此，也就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协调、配套发展。当前，除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外，还应在多个方面有所创新，如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建立农村土地抵押融资制度，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以及让民间金融合法化，等等。
总而言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任务重，压力大，工程系统性强。夯实中国发展的战略基础，走上了新的起点，也给亿万人民带来许多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