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仙桥村，放眼望去，一条笔直的沥青马路，两侧是整齐的小洋房，10米高的风能发电路灯很显眼。
谈起这26年做村支书的日子，老管坦言，还是20年前好当官，那时，老百姓、领导的要求少，压力小，现在呢，遇事就“必须一家家地去谈，否则工作基本无法开展”。
问起老管有什么愿望，他说，希望村民能有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希望外出的孩子们能经常回家看看。
在崇明岛中北部流传着一个故事：从前，在长江入海口百米外有一个村庄，村民多以捕鱼为生，每天从一条港汊里蹚水过去出海。后来港汊上多了座石桥，渔民们将鱼虾在这石桥上放一放，便特别好卖，村庄因此得名“仙桥村”。
1990年，我32岁，当上了仙桥村的党支部书记。
当时，不说上海，就算在崇明，仙桥都是个贫困村。村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小拖拉机，上海市中心满大街跑的小轿车，这里看不到。当然，有轿车也没法开，因为村里没条像样的公路。遇上下雨，村民都得把自行车扛在肩头，踩着泥路走。
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留在村里种田，这是当时仙桥村的情况。很多人就把地租了出去，但租金一年只有300至400元，收入不高。
我当时挺头疼的，村里经营模式分散，效益差，收成少。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加快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出台了有关土地流转的新政策，我觉得时机到了。
村委会决定，把土地集中，统一招商，相继引进了光明集团等优秀企业，还吸引了多家专业合作社、高校科研团队，发展水稻、水产、果蔬等复合型农业。村民除了土地流转费每亩200元外，每年年底还能得到合作社的分红补贴，也可在合作社打工，这些加起来，每年能多几千元收入。
一开始，很多村民不理解。“土地流转”在崇明还是个新鲜玩意儿，老百姓担心把照顾了一辈子的土地交出去，万一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为数不多的土地租金生活。他们的犹豫很正常，我们只能逐家逐户给村民讲道理。
我们跟公司也谈得很清楚，合同必须注明一点，土地流转后，一定要用我们仙桥村村民。租金、分红、人工一样也不能少。
现在仙桥村的土地流转已经近4年了，仙桥村98%的土地都实现了流转，村民每年除获取土地流转收入外，还可到合作社务工增收，全村村民年劳动收入62万余元;11户村民经营“农家乐”，每户年均增收3万余元。
现在的仙桥村，已经和20年前大不一样了。当年的泥路早就没有了，村口大道铺上数百米长的沥青路面，路灯用的是清洁能源，太阳能板加风力发电。
土地集中之后，农业旅游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水产养殖专家建起水产生态产业园，好几家村民办起了农家乐。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在仙桥村实施一项“桃花村试验”。他们在地里种了菠菜、黄瓜、番茄、甜芦粟、迷迭香、向日葵、金盏菊等，为村里引来了不少外国人。原来要到上海市区才看得到的洋人，去年夏天就坐在稻田埂上兴高采烈地吃小龙虾、喝崇明老白酒，让仙桥村洋气了不少。
2009年左右，崇明开始建设新农村，如此势必要将一些村民的破旧房屋和超面积房屋拆掉。
当时工作开展并不是很顺利，我自己也清楚，房屋问题是个敏感问题，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必须处理好。
我是村干部，需要以身作则，于是把自己家超面积的房子拆除。当时，我老婆舍不得，她说，那间房子就是放点家具，放点粮食，也算不上是违章，也不影响人家。但是，自己不严格按照规定，怎么说服别人？
我家的房子拆了之后，很多村民都纷纷响应，同意将自家破旧或者超面积房屋拆除。
要当好一名村干部，就要想怎么为老百姓服务，让一方老百姓得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