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在近日举办的中国（上海）城镇化高层论坛上，与会者认为：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是解决城镇化建设中土地和农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上升，是城镇化的表面现象，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为核心，才是城镇化的实质演进。一直以来，地少人多的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成功解决13亿人吃饭的问题。所以，坚持世界最严耕地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粮食安全警戒线，长期被视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二选择。然而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认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只控制了耕地总量，缺乏对耕地质量的实质性保护。在11月30日，由求是《小康》杂志社主办、大中华国际[-6.63%]集团承办的中国（上海）城镇化高层论坛上，土地改革和三农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成为了城镇化建设能否破题的关键。
探讨耕地可否证券化
在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的观察中，在现代意义上，城镇化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一种发展现象。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指标，与国外城镇化程度高的城市相比，中国城镇化有其重要特点，并非城镇化比重越高，就越代表城镇化水平高。
他强调，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到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城镇人口7.2亿，已经超过了一半，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则是在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里面的城镇化，而且是在三农问题高度敏感背景下的城镇化，所以其发展也形成了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目前，我国18.26亿亩耕地中，中低产田13亿亩。70%的耕地由于农田使用过量化肥、农药、工业污水排放等原因已受到污染，严重影响了我国粮食安全。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过去若干年内，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在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认为，首先要保护好城市的耕地，因为城镇化必然还要带来土地资源规模化。“我们要想着怎么样盘活存量，在增量上做文章，才是重点。”
在过去若干年内，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在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严控土地供给、严控市场需求的管理方式也造成土地资源的价格扭曲，既不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而且还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紧张。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土地证券化扭转，成为论坛一个讨论热点。大中华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黄世再认为，土地证券化扭转，可以盘活农村的土地，从而增加农民的收益。“当农民的土地证券化，大量的资金便会引进来，民营企业也会走过来，这个时候农民的土地会每年升值。同时，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参与城镇化建设，比如基础设施的经营权。在未来的经济收益的时候，农民把土地使用权作为入股，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制合作社，按照土地分红，一辈子都可以分下去，也可以用资金进行社会运作，企业成立基金公司城镇化，这样政府的负担也少一点。”黄世再说。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3年粮食总量达到了6.02亿吨，在九年基础之上，实现了十连增，这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全国农民生产收入扣除物价后，增长了9.6%，继续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张红宇认为，不出意外的话，连续三年农民收入增幅超过城市居民的整体上，将再次缩小城乡历史差距，农业前景看好。
但是徐匡迪看到了另外一面：全国每年进口粮食1200万亿斤，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我们还有10%需要进口，中国进口粮食增加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世界粮食就会波动。中国粮食是属于中度风险的国家。原因不是中度缺粮，而是人口太多，养活中国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国际社会公认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合理比值应该在1∶1.12左右，而我国1990-2000年间，土地城镇化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2000-2010年间，土地城镇化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85倍。土地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速度，尤其是农业的土地在逐年减少。所以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城镇建设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贺铿认为，不能盲目进行土地城镇化，在此之前应该进行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城镇化。”
贺铿提供了日本城镇化的经验和与会者分享。“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前后进行了33-35年。它的新农村建设首先是规定900户以上，够一个镇人口的才能进行建设。第一个阶段解决农产品[-0.36% 资金 研报]匮乏的问题；第二个阶段解决真正的农业现代化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明确地提出了城镇化——把产业引向农村。而且确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律，即《把工业引进农村促进法》，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山川秀美的宜居的小城镇。所以日本现在除了东京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再扩张。所以必须把农业现代化当作新型城镇化的前提，把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
进行有效的土地股份制改革
与会专家总结，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是解决上述城镇化建设中土地和农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认为，农村土地的改革形式很多，但归结起来无外乎就两种：强化集体资产型股份制改革和弱化集体资产型改革的模式。
强化资产的模式，实际上是将集体建设用地在进入市场的时候，强调的是将没有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通过股份制改革声称集体股，继而产生可分配的红利，然后跟成员权直接对接。“如果成员一旦去世，基于土地所产生的权利，也就及时地消失。这种改革保障了我们原来的土地的生存保障价值的目标，同时通过这样的股份制改革，我们除去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占有权，通过使用权和占有权的用户，有受让的一方完全可以依据市场的规则，引入效率机制，然后实现我们的效率价值目标。”
弱化集体资产型，则是把集体土地和其他资产通过评估和量化，然后股权分配。“这种股权分配最核心的实质是以现有的权利人为权利即付，然后分配。也就是说昨天去世的成员已经不能享受到了，明天新出的成员也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利，实际上弱化了集体资产。”
但刘俊也强调，在股份制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防止可能会导致农村土地变相私有化的倾向，而且要注意农用地的非农化的问题。“一旦允许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它肯定能够释放出大量的土地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消费升级也开始密切相关。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方言认为，土改后水稻变楼房，土地变楼房，特别是在南方有些地方土质非常差、灌溉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变成了农田，1亩至少是相当于1亩半的产量，给中国单产提升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大量城市周边，几十年国家长期的投入，曾经建成的排灌条件非常好的农地，现在却都已经变成了楼房，18亿亩地红线，再次变得关键。”
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据土地专家和国土部有关人士透露，此次土地调查发现，中国耕地保有量超19亿亩，高于此前官方统计的18.24亿亩。摸清全国耕地保有量，对正确推进城镇化、确定城镇化每年可以占用耕地的上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中国统一实施土地规划和建设规划、明确耕地保护补偿提供了依据。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在此次土地调查中最为引人关注，具体官方数据会在近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