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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不过2000人左右,还是没有多少劳动力的老人与小孩,这直接导致了撂荒地的出现:据统计,南中村有200多亩地撂荒,约占全村耕地10%,高出全镇平均水平一倍。
分散经营,成为困扰南中村发展的关键,时至今日,这个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的土地流转不过200余亩,以水稻和柑橘为主的种植业仍十分零散,没有一个大户。
几次与土地流转擦肩而过
事实上,南中村干部心里早就明白,要改变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的状态,出路在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他们也曾为此努力过,但当机遇来临时,却都错过了。
最早一次,是1985年,当时有人想在南中村投资建设一个水泥厂,但其时村民刚享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改革红利,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哪舍得放手?于是机遇丧失。
五六年前,一家企业想在村里流转上百亩地,发展鱼塘,但两三户居民死活不同意拿地出来,对方转而投入葛兰村的怀抱。
最后一次是在两年前,流转700亩地的苗圃眼看就要达成协议,对方却发现,由于南中村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葛兰镇,流转的土地中有一半已被纳入了葛兰场镇的土地规划中,只能悻悻然将资金投到了临近的天台村。
当了15年村干部的村主任张宪荣回忆起这几次机遇,有些懊恼:“现在看来,当时村里的胆子还是小了点,既然是改革,就应把 勇气鼓足一点,步子迈大一点……”
没有业主进来,阻挡不了一些有能力的村民对规模经营的渴望。63岁的村民秦伯寿与老伴吴淑芳便把外出务工的侄儿全家的土地都耕种起来,合计在一起有七、八个人的地—这种带亲情色彩的隐性流转,在南中村并不鲜见。
没有业主,一些基础设施自然得不到改善:南中村的重要交通命脉,葛兰至大坝公路,至今仍是长寿区唯一一条没有硬化、油化的省级公路,村民调侃:这路下雨天到处积水、泥泞难行,是“水”“泥”路;晴天,路上一地浮土,机动车经过,尘土漫天,就变成了“扬灰”路。确实吓跑了不少投资客。
土地流转不理想,再加上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足,这让南中村陷入发展的“死结”。
期盼深化土地流转
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还是要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新近履新的徐相飞坦言,特别是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这三个鼓励,是指引南中村未来发展的‘明灯’。”
他将目标放在了发展家庭农场上,“村民都喜欢眼见为实,我就打算至少在靠近场镇的地方引导、鼓励发展两三家家庭农场,给村民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让他们看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当然,在这之前,我需要摸清家底,”他谦虚地表示,“比如说,重新丈量一下,到底有多少耕地、多少山坪塘、多少撂荒地,这样才能制定详细的规模经营规划。”
村主任张宪荣则想采取“迂回战术”。
他告诉记者,村里的农民新村今年夏天已动工,目前正在平场,两年后交房。这个农民新村规模不小,共有376户,而修建它的目的,一是让无房户、窝棚户、危房户都能住进新家,实现“居者有其屋”,二是借此千方百计也要招来一个企业,在承包绿化、基建工程的同时,把葛大路硬化一小段,“交通上去了,流转也肯定能提速”。
葛兰镇党委书记罗方全鼓励村里大胆探索,他认为:开放农村土地市场、户籍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这些较深层次的改革,在细则出来前,基层还只能等待。
“但除此之外,很多东西是事在人为。”罗方全说,例如,在土地流转上,要充分利用一切渠道,去挖掘信息,从而找到企业投资;同时,也要探索如何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大力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通过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推进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最后,罗方全提醒: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不仅是基层的事,除了给政策,各级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切实改善农村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