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时报网
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走出所谓“规模效应”和“中心城市辐射力”的误区，绝不可以一味发展大城市。必须重心向下，着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小城镇发展。
城镇化过程一定要伴随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居民住房建设、城市的教育卫生等等的建设，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新型城镇化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以往的城镇化，应是以人为本、实现多数人的城镇化。对城镇化路径的不同选择，决定着未来的经济政策能否真正推陈出新。那么，我们的新型城镇化与过去的城镇化到底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回望过去，环顾海内外，在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带着上述问题，证券时报记者近日对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进行了专访。
贺铿认为，旧的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一线城市不断“摊大饼”，一些地方搞城市圈、城市带，这不是一条理想的城镇化道路，“大城市化”一定不能再建了；第二，旧的城镇化是城乡二元化，搬到城市的人如果不能居者有其屋，那就是伪城市化；第三，没有资源和产业做支撑却一味造城，扩张财政和贷款，最终会使金融风险加剧。
贺铿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走出所谓“规模效应”和“中心城市辐射力”的误区，绝不可以一味发展大城市。必须重心向下，着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小城镇发展。这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把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同时发展配套的工业、服务业、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可能就近就业。
新型城镇化要
大力发展相关产业
贺铿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对未来新型城镇化做了十分详尽的勾勒。这种提法与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思路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新型城镇化不再一味强调大城市的发展，而是必须兼顾城市和农村的一体化。
按照贺铿的理解，那就是让更多的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就地转化为市民。概括来讲，就是就地城镇化。事实上，相比迁移化的城镇化模式，不少专家认为就地城镇化的模式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贺铿说，李克强总理此前在湖北恩施调研时说，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其实表达的也就是为什么要发展小城市的道理。
那么，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顺利就业呢？贺铿认为，这就需要将相关产业引向中小城镇，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相对固定的工作，为能真正市民化奠定一定的基础。另外，要在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周边地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一方面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为农民增产创收，吸收没有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为由村转镇、由镇转市的新型城镇提供充沛的农副产品等生活资料。
贺铿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日本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经验就是把产业引向农村。为此，日本出台了许多配套法律，最有名的就是《农村地区工业引进促进法》，把各种产业引向了已经有相当建设规模和基础的农村，加上农业现代化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两厢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对于中国如何吸引产业下沉到逐步成长的中小城镇，贺铿认为，可以借助财税手段，通过大城市和小城镇、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的方式等，让包括人员、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贺铿认为，金融行业支持服务新型城镇化存在很大空间。“应该成立或者组建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服务于产业转移，支持农业现代化。”贺铿说，政策性银行的任务一是扶持县域经济的发展；二是支持产业转移，把一些工业、服务业、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有序地向中小城市转移；第三是支持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城市化速度不可能加快，农业现代化应该是城市化的前提。
改革土地制度
是新型城镇化重点
过去的城镇化，建立在土地财政的路径之上，资本成为最大获益者。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或者土地抵押获得资金，通过农民工进城解决劳动力供给，将几项生产要素机械堆加后，就置换成一座座高楼大厦，随之而来的是房价大幅上涨。
贺铿旗帜鲜明地表示，以往的土地财政不是未来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合理路径，落实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改革土地制度。“现行土地制度既制约农业现代化，又制约真正的城镇化。土地制度不进行改革，土地不能有偿流转，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城镇化。”
贺铿表示，令人高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并且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这不仅仅拓宽了用地来源，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化解了征地矛盾。
贺铿认为，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靠的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土地的权益发展起来的。最直接的就是城市和农村完全分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地方政府享有建设用地的处置权、出让权和收益权。农村土地则是农民集体拥有农地农用时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在农地转为非农用时，农民的土地权利在获得原用途的若干倍数补偿后即告丧失。对此，贺铿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要严格按照市场法则来办，不能再搞强征。
贺铿说，农民只有把土地自愿地转让出去，得到与城市土地出让同价的财产性收入，才具备转化为市民的资本。比如，在转让土地使用权后获得相对公平的收益，那么有一定经营头脑、技术手段的农民就可以有资本去经商创业，在进入到城市后，才能够真正地留下来，成为真正的市民。
与此同时，农民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后，也让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较大规模用地需求有了实现的可能，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基础。而这样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同样还可以创造出不少的就业岗位，解决那些不具备工艺生产技能的中老年农业人口的就业问题。
“农民进城以后，如无法拥有与城市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医疗、教育、保障福利也是不行的，他们应该享有市民的一切福利，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因此相应的户籍制度也必须要改革。”贺铿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户籍制度改革也做了很好的部署，下一步就是要做好各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城镇化是未来
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在贺铿看来，新型城镇化对于我国今后很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动力和增长点。
贺铿说，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还很低，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数据是51.3%，但是这个比例是按城市常住人口统计的，不是真正的城镇化率。
“前年我国的人口普查显示，还有2.63亿城市流动人口，所谓流动人口，就是没有固定职业、固定住所的城市居民，并不能算真正的城镇化，扣除这些人口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35%。”贺铿认为，这个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的水平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在90%以上，甚至在95%以上。到2050年，我国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即便按城镇化率80%要求，在今后30多年，我国城市化率应当每年增加1.5%至2%，这意味着每年将有2000万人口要进入城巿居住和就业。
贺铿说，《决定》提出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既是新兴城镇化落地生根的根本所在，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由此可见，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责任重大，今后10年、20年，城镇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点，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而这仍然要结合产业化。城镇化过程一定要伴随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居民住房建设、城市的教育卫生等等的建设，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比如房地产业、绿色环保型工业、服务业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应该抓住加速城镇化的巨大机遇，在城市中努力创造非农就业岗位，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巿安居乐业，努力引导产业重心向下，把农村建成不亚于城市的强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