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金融时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业界对新型城镇化将有怎样的顶层设计开始了热议。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市民化，被赋予了全新内涵，承载着更多期待，也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如何破题，进行路径设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业界人士分析，新型城镇化是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一脉相承而来，不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公共服务，都会带来贷款规模、贷款主体、用途的根本性变化，既需要金融创新支持方式，又要在城镇化融资中克服地方债务风险放大以及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等弊端，需要创新机制引入民间资金。因此，新型城镇化实际上蕴含着促进金融改革加速推进的内涵。
按照十八大报告的部署，我国将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这必然带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城市建设的资金需求。而从农村到城市的演变来看，三大产业都将出现明显的变化，新型城镇化必将催生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从而产生更多的信贷需求和需求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成为新的金融需求主体，同时他们的资金需求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我国传统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已难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必然要求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设立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即将进入城市，从而构成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潜在需求，小额信贷的需求也将放大。因此，如果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确立后，那么金融系统必须针对其巨额的资金需求，设计具体的支持路径以及切入点，才能构建起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不仅如此，新型城镇化资金需求的涵盖面愈发广泛，不仅有农民、个体户等微观经济主体，还涉及到公共服务、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据机构预测，如果我国未来20年内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速度，每年将有近10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到2030年，各类城镇人口将新增3亿多。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迫切需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含教育、养老、文化、娱乐等“软投资”等，这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深刻内涵。而这些项目的公益性较强，经济效益不高但是社会效益巨大，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在支持此类项目上还没有太多的经验，将来还必然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
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将会产生许多银行目前支持较少的领域，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需要依靠金融投入来加速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这在地区之间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各地的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信用体系状况不尽相同，无疑对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考验。另外，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初衷在于改善民生福祉，目的是通过城乡统筹的途径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必然需要各类资源向弱势地区和弱质产业流动和配置。目前大部分优质金融资源还集中在发达地区和优质项目，而小城市集群、乡镇和农村社区将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的资金需求出现急剧增长后，金融机构要在贷款产品开发以及信贷机制创新上及时跟进，还需要经过仔细周密的设计和考量，否则有可能会带来不良率的上升。这显然是新型城镇化对金融机构提出的新课题。
更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必须处理好融资需求和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的关系，改善融资结构。一方面需要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另一方面对地方债务规模要形成硬约束。当前地方债务风险的积累，已经暴露出城镇化建设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手段的弊端，同时却有大量的民间资金未被激活。
虽然城镇化中有许多公益性项目，还需要财政资金投入作为杠杆，但是许多盈利的项目可以考虑通过贴息、税收优惠等来吸引社会投资，多渠道、多方位建立起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体系，让社会资金成为新型城镇化又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需要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以满足城镇化中新型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引导金融资金向小城镇、农村地区流入。时还要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的形式，把民间资金集聚起来，转化为对实体经济大有裨益的产业资本，投入到新型城镇化建设。
统计显示，去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城投类债券达6367.9亿元，同比增长148%。有专家分析，在新型城镇化中，城投债可向更透明、权责利更清晰的市政债转化，未来城镇化除去要改革当前的投融资体制外，还应与财税体制改革协同配套推进，这需要更进一步的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