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制度与税收制度是伴随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之所以会建立完善的土地制度以及与土地相关的户籍制度，就是为国家提供税收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开始，中国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国政府开始逐渐对农业生产进行支持。在这二十多年里，农业税一共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变化，并且每一次变化，对其内涵和构成比例都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和调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1950年农(牧)业税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9. 3%。到2004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0. 92%。据国家税务总局测算，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250亿元。而现在的农业税收减免政策所指的农业税收是农产品税。即购买和销售农产品时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减免。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 60年代较高的农业税负恰好反映了这一点。考虑到当时中国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来保障工业投入低成本的“剪刀差”策略，中国农业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事实上是与农业战略导向相一致的，即将粮食安全置于首位，牺牲小农的经济利益，保障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在农业生产和整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以取消延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为标志，中国在针对小农和粮食作物生产方面做出了切实的努力，标志着新时期的农业发展战略开始“稳粮”、“增收”双管齐下。与之相应的农业支持和补贴政策也相继出台。在做法上改变了对农村和农民的索取，而是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方针。多予，就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补贴，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少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放活，就是搞活农村经营机制，消除体制束缚和政策障碍，给予农民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激发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对农业税收实行减免正是符合少取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