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土地一直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改革土地制度作为确保巩固统治基础的重要手段，农民起义也常常以“均田”为重要的政治诉求。于是，在服务于粮食安全的总体目标时，中国的农业土地制度就致力于以单产为代表的土地生产力的提高。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两个投入要素。中国1978年的“大包干”在保障农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保证了农户的独立经营权，并对农村土地的经营收益分配关系进行了调整。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在使用权方面，变过去无偿、无限期的使用为有偿、有限期的使用，使其真正按照商品属性进入市场，也打破了土地单一行政划拨制度，确立了市场配置土地的新制度。随后“三十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和“土地按用途进行分类管理”，以及建立土地市场等，都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维护农民长期耕作利益的积极举措。另一方面，中国土地制度中非常有特色的就是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时至今日，户籍制度也处于不断的改革实验过程中，但农村户籍作为分配土地的依据这一事实至今还未改变。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其根源在于中国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又相对过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采取的完全私有化手段，无法在分散经营的状态下保证农业的规模效益。于是采取了土地国家(集体)所有的方式，并通过合作化运动，保证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的投入，使国家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促进对工业的积累。然而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一方面损害了小农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而通过户籍制度将劳
动力固定在土地上，又迫使小农在无力负担其他生产资料投入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追加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密集的农具、农家肥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这种方式确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促进了中国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个人激励下降，弊端迅速体现出来，直接触发了中国的改革进程。现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一方面实现了农户对土地的公平所有，另一方面又保障了规模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