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农业的传播与演化，中国大陆也基本形成了三大农业经济类型区：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区，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区，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区，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分布的格局。同期中国社会的农耕文明也开始形成，形成了北方黄河流域为种粟等作物的旱地农业文明和南方长江流域为种稻等作物的水田农业文明(阴法鲁等，2004)。
中国的农业文明则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趋势(见表1)，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中国的农业发展的成就散见于其著作的各个部分：
虽然中国社会进入农耕文明后经历了数十次的朝代更替，农业生产也受到了战争和冲突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都是暂时的，由于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和稳定众多的人口等因素，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的休养生息、鼓励农耕的政策，使得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
(1)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战国中晚期(公元前300年左右)中国的粮食面积只有564万公顷，到了唐朝(公元900年左右)就达到了1353万公顷，到了明前期(公元1400年左右)粮食面积增加到了5400万公顷，到了20世纪初则上升到8120万公顷，和现在中国的粮田规模相差不远。
(2)粮食种植作物一直都占据主导地位，粮食种植面积所占比重长期保持在85%左右。
(3)粮食单产一直在增长，从最初的1620公斤/公顷，上升到2752.5 公斤/公顷，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受到殖民者的侵略、战争等的影响，粮食单产略有下降。
(4)粮食的品质在不断提高，原粮出品率也在稳中有升。
(5)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基本上能够自给。
从表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的粮食单产水平也一直在提高，人口的不断快速增加，尤其是到了清朝时期(公元18世纪左右)，“摊丁人亩”税制彻底改变了中国一千多年的以人口数量作为缴纳赋税的人头税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近一倍，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也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因此开垦更多的可耕地成为当时解决粮食需求的主要途径， 当时的清朝政府鼓励开垦荒地，耕地面积增加很快，据相关的研究，清朝的耕地面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耕地的增加，虽然一方面的确解决了粮食的安全问题，但垦荒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森林、草原，以及湿地的破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见表2)。目前，中国政府确定了18亿亩的耕地保护红线，但是，由于潜在的备耕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是否能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面临巨大的挑战。而非洲大陆的农业发展，则由于一直没有遇到人口的强大压力，耕地的开发利用程度明显不够，但这也为现在非洲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非洲国家的耕地开发利用率非常低，如塞拉利昂只有10%左右。
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虽然经历了数次朝代更替，但是农耕文明并没有受到破坏，一直得以延续和不断发展，长期形成的农业生产制度、耕作方式、生产工具等基本农作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小农农业生产模式的核心。
中国以小麦和水稻为主的传统农业结构，在客观上要求保障水和肥料的供给，从而促使中国形成了以灌溉和农家肥为特色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