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该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初步编制，日前已经完稿，近期将在多个部委会签，而后报请国务院讨论批准，并有望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出台。
该课题组的一位成员对记者介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该规划总述部分之后提到的首要问题，单独成篇。由此可见，这一版城镇化规划紧扣“人的城镇化”主题，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任务。
据记者了解，从发改委人士到相关专家，都将支出成本视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问题。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难点表面上是各项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本质上却是制度改革背后的利益格局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问题。”今年7月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对市民化成本问题如是描述。
市民化成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公共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其中包括城镇化建设维护、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保障、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投入等；二是个人成本，主要包括农民工生活、住房和自我保障等成本支出。
上述报告指出，公共成本全国人均为13.1万元，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撰写上述报告的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农民改居民”的公共成本更高，大概在20万元左右。
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不少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以卖地来实现的土地财政并不能持久。贸然推动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并提供市民待遇，地方政府将很可能面临资金缺口。
“未来需要建立由中央、地方、企业、个人以及社会组织共同组成、多元化的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魏后凯说。
上述报告认为，未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加大对跨地区农民工集中流入地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应着重承担城镇建设维护与公共服务管理成本；企业重点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住房和自我发展成本；农民工应主要承担实现市民化的基本生活与自我发展成本；应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农村资产，实现农民工“带资进城”。
“目前发改委已编制成稿的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关内容，与这一报告的思路基本一致。”一位城镇化规划课题组成员透露。
个人成本方面，根据上述报告测算，全国人均为1.8万元，东中西部则分别为2万元、1.5万元和1.6万元。
倪鹏飞表示，解决市民化过程中的个人成本问题，能否实现稳定就业至关重要。他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城镇化一旦开闸，农民很可能在还不具备就业技能的情况下，就被动地“城镇化”了。
“部分农民住上城市化的楼房后，交不起水、电、物业费，很多无形的生活成本在增加。假以时日，他们反而住不起楼房。”他进一步指出，市民化推进过程中，如果忽视农民就业岗位的问题，入城后的农民又失去了可以回归的土地，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易鹏看来，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办法，是发展能够吸纳较多就业的产业。眼下政策层面需要研究怎么用产业集群带动城市群，进而带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解决就业问题。
一些新兴产业逐步形成工业化集成，将可能形成爆炸性的发展空间。“例如通航产业会带来制造、销售、培训、旅游、文化、观光产业链，塑造新的产业结构，并提供新的就业就会。此外应重视商业模式的创新，它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推动意义，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易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