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确权登记颁证“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但由于一些试点地区“贪省力”，使确权确股不确地（下称“不确地”）模式过度发展，且出现一些不规范现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林燚代表发现，基层对上述调整有一定顾虑，担心“一管就死”，抑制了“不确地”模式发展。
对此，林燚代表认为，“不确地”模式有其优势。从试点情况看，“不确地”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发挥了资源集聚优势，因此，其在试点地区长期存在，并取得较快发展。而一刀切地推进“确地”模式存在明显“副作用”。一是固有矛盾“扩大化”。对二轮土地承包中积累的涉地问题，如弃包、新增人口等，“确地”模式无力化解；二是承包地“碎片化”。“确地”犹如把逐步集聚的土地又重新拆解，回到二轮承包初期土地好差搭配、一户多处的状况，容易造成流转艰难、资源浪费等现象。
为此，林燚代表建议，依照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要求，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进一步细化“不确地”模式操作标准，避免政策“左右摇摆”。
一是明确选择权。把“确地”与“不确地”的决定权赋予村级组织，由村级经济合作社（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对争议较大的村，可通过“民主恳谈”等形式广泛讨论，最后交由全体村民大会表决。
二是明确选择标准。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允许采取“不确地”模式：人均耕地面积较少，户均（三口之家）不足一亩的；二轮承包期间有过土地整理、征用等，使地貌发生改变，地块“四至”不清的；村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较弱的；二轮承包以来已形成事实上的“不确地”模式，且效益明显的。通过出台标准、统一“杠子”，使一些有条件和意愿的村“对号入座”选择“确地”或“不确地”模式，减少不必要的折腾。
三是明确农户权责。无论“确地”还是“不确地”，承包权必须是“实权”，《土地承包权证》是“铁证”，权能同样享受，不影响农村土地流转、抵押、担保等；无论采取何种土地流转形式，农户土地流转须完全自愿，流转收入（或股份分红等）全部归承包权人所有，使承包权人放心选择适合的确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