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商报
22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考察。习近平强调，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要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详见本报7月24日A03版）
习近平考察产权交易所，显然是基于土地流转之于农村改革的重要性。土地流转作为农民在经营模式上的自发探索，对农业增效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意义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土地流转制度的确立，被视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还是土地流转后的集约经营、规模生产，反映的都是农地经营权的灵活调整。改革开放后，计划向市场转轨，人口流动、人地矛盾和城乡二元体制等种种问题，将联产承包经营的弱点暴露出来。农地要高效产出，必须与整个市场机制对接起来，而对接，就得让土地要素实现一定程度市场化。在这个基础上，土地流转从自发尝试，成为正式制度。
梳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土地流转制的由来，可以发现，农民有着敏锐的触觉，他们能在市场化浪潮中不断调整，这种灵活性和冒险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农民拥有敏锐嗅觉，不意味着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他们都能得到应得的那部分收益。现代技术让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土地流转面临的困境，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各种制度壁垒，比如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比如乡村自治不成熟导致行政力量大包大揽，比如城乡户籍藩篱以及福利保障的二元割裂。就因果关系来看，土地流转可以推动这些层面的改革突围，但土地流转顺畅与否，也有待于这些改革的深入，这不是农民单方面所能决定的。
严格意义上讲，土地流转制度的初衷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经营权的自由交易，二是交易后农民的自由流动。在改革难度上，前者易，后者难。现在的制度建设，也多注重前者。实际上，自由交易，只是完成了人与土地的松绑，土地经营权像商品一样，可以在小范围内交易，农民获得土地增值的收入。至于交易后，农民能不能自由有序地跨地域、产业流动，至少在当下成问题。众所周知，户籍坚冰下，城乡人口的福利保障是两套系统，如果保障不健全，转让土地经营权后的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很可能成为被裹挟的弱者，陷入进退两难之境。之所以一再强调土地流转以自愿为基础，很大程度上正基于此。
土地流转制度壁垒的清除，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且流转制度的完善，与城乡二元体制、集体土地等改革，本身就是处在共振状态，互相推进，我们不能坐等清除了这些制度障碍，再来谈如何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当下而言，围绕保障农民利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都值得尝试。比如推进基层民主自治，保障农民的话语权；比如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力度，比如搭建土地流转的信息中介平台。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流转制，作为改革的探路者，农民风险自担，开创了农村经营的新模式，但他们又面临着突破不了的制度壁垒，并承受着这些壁垒对其利益的削弱。改革走向深化的今天，作为为国家做出过殊多牺牲和贡献的农民，理应分享改革红利。落脚到土地流转制度上，则是要以农民利益为核心设置流转结构、程序，真正让农民自由流动，择业的诉求得到制度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