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金融报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日表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2%上升至2012年的52.57%，预计城镇化率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进一步达到66%左右。但韩俊也指出，由于与城镇化发展相关的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户籍制度和融资机制等改革滞后，城镇化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将是城镇化绕不过去的难题。
长期以来，土地红利一直是推动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甚至可以说是我国财政体系的支柱和经济增长的关键。不过，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加剧，我国城镇化的核心矛盾人多地少进一步显现，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激增，带来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土地制度对城镇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开始减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地仍是中国城镇化的推动力，其需要的只是土地红利的二次释放。事实上，尽管大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但在农村中仍有大量土地的利用率非常低下，可以说，农村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尚未完全货币化的资产。而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用权的分离，将使得这部分农村土地的价值开始释放，这不仅可以带动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有效提升，更能够引导资源要素的再分配，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度性红利之一。而对于城镇化来说，土地红利的释放亦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并加速农民的市民化，极大地促进我国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作为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改革显然需要循序渐进，以免欲速则不达。以土地流转制度为例，农村土地转换成商业、住宅、工业用地，是城市化的合理进程。但在此过程中，必须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伤害，否则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依托，将会对其生活乃至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对我国来说，虽然目前52%的城镇化率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亦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仅关注推进城镇化而忽略农业生产，显然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平衡推进城镇化与保证农业生产也是需要思考的课题。
笔者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平等对待各类主体对各类型土地的物权。在现阶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为将来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建立完整的信息库。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过程的补偿机制，确保农村集体土地在土地征收或市场交易中，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而对于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理应给予足够的补偿。令人高兴的是，目前部分城市已经在进行相关工作，例如据媒体报道，上海市金山区124个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日将陆续领到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集体土地有了自己的“身份证”。而从长期的角度看，在保障耕地占补平衡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用地入市转变为建设用地，也是城镇化进程的大方向，但这既需要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需要更严格的土地价值评估制度，不可操之过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