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改革是最大红利》
所以，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资金，绝大部分将分别按照各自出让土地的比例支付给农民。有经济学家计算过，虽然不同的地方出让资金可能高低不同，但因为城市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悬殊，农民都可一次性得到在现在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收入水平数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收益。土地转让，是目前让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的不二方式。可见，这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的一部分，更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世界各国可能都不曾走过的必由之路。
农村建设用地转让，也解开了城镇化的土地瓶颈。安居工程、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业和商业用地，都面对着城镇土地的需求增长。在未来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的城镇化率过程中，合理比例的建设用地“置换”城镇郊区和周边的原来的农用地，将使整体土地资源通过市场化改革得到优化配置。
土地转让还将推进农业集约化、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促使大规模整合土地和优化耕地成为可能，为“培育壮大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和规范龙头企业与农民股份合作社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创造了基本条件。数亿农村劳动力变成城市居民后，必须有新的生产机制来保障农业生产活动。城镇化进程必须同步变革农业生产方式，这是农业战略和农村改革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背负重大历史使命的土地流转制度，设计当然要非常严谨。比如，农村建设性用地合理转化比例的认定；分散建设用地需要集合转让；转让须通过政府批准的平台；价格通过拍卖；拍得者获得城市用地同样规模的使用招标权利；土地流转权转让是一次性的，避免了炒作和放大土地使用权规模。比如，“整合涉农资金，把专项资金集中起来由试验地区的地方政府统筹使用，以提高使用效益”，通过集中转向转移支付方式，支持农村改革发展的资金需求。显然，这也是一次打破部门之间利益制约，加强部门协同合作的重大改革。
重庆和成都已推行了城乡统筹概念下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试点。重庆有350万农民得到了城市户口，进城农民的土地通过地票形式转让。重庆在整体农村用地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了城市用地，为350万农民真正变成城镇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证。成都试点是以郊区农民的建设用地转让增加城市建筑用地。重庆和成都的试点，都为土地流转的重大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
而全国范围的试点，则应从偏远农村着手。尽可能让30年改革最少受益的地区参与，首先让弱势人群分享土地转让改革的红利。所以，黑龙江成了这次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指定的农村改革九项任务的试点省份。
从中国改革的全局看，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性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升级版，也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抓手之一。而我国在土地制度变革与城镇化发展的探索与创新，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更为发展经济学贡献新的思想。
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理应抓住土地制度改革释放的战略机遇。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